地方政策驱动流域进阶式治理 为河湖水体划“方圆”
最让我眼前一亮的是那些从未曾见过的法美学作品：比如，《格林童话》的作者雅各布?格林于1816年在萨维尼创办的《历史法学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论法之诗》，从诗性的法律语言、法律象征、诗歌形式诸角度考察了法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诗性规则(法律的韵律)。
法律实施的目标是达到那种社会认为其能承受的遵守法定（或被禁止）行为的规则所需要的费用的程度。【注释】 *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68]事实上，对于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应当运用法律方法，通过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或价值衡量来调试其间的矛盾和张力。[138]例如对于少年犯，应当在法律实施中更多予以社会的关爱与帮教。[71]参见顾培东：《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第167-178页。2.私人协同原则 执法活动必须由特定的、代表国家的组织实施。[87]当然，这里的不同情况，是指直接影响到法律宗旨的实质性差异。
因此，遵守规范制度而且是严格遵守规范制度，乃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必备条件。诚如博登海默所言：如果包含在法律规定部分中的‘应当是这样的内容仍停留在纸上，而不影响人的行为，那么法律只是一种神话，而非现实。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罗马市民法、意大利方式以及当代民法学中寻找演绎体系失灵、论题学方法得到适用的例子。
因为我们缺乏积累、尚不能直接在本土马上创建一套自己独特的法学知识体系，那么借鉴比如以罗马法学为基础的欧洲大陆的民法、刑法概念、知识、原理来解释当下中国的制度实践，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的法教义学体系，或许是比较稳妥的道路。阅读这类著作使我摒弃了法学是平淡的、干瘪的法条、就法条谈法条的技术工种之偏见，真正感受到法学是有思想品位、有魅力的，法学是古老高深的学问，具有思想和审美上的吸引力。在2006年6月10日召开的首届全国法学方法论论坛实践理性与法学方法学术研讨会上，我做了一个基调发言《并非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宣言》，谈到当代中国法学面临的三个问题：(1)法学是什么？我们的法学有20余年的历史，但对什么是法学的问题并不是特别清楚。另外，鲁道夫?冯?耶林曾著有《法学是一门科学吗？》一书，辨析法学的科学性问题，老师刚才也谈到法教义学本身是一门科学，国内学界可能对此会有不同的声音，那么，到底如何看待上述问题？ 舒：我从2011年后开始将关注点放在论题学法学上(之前本人曾写过一篇文章《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兼谈论题学法学的思考方式》，发表于《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但过后因有其他写作和翻译任务而中止该主题的进一步研究)，这可能与翻译菲韦格的《论题学与法学》这本书有关。
面对时代的问题，我本人其实也在不断地思考，试图从法学知识内部找到求解之策：在2005年北大召开的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上，我针对朱苏力等教授的社科法学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中国法学应回到正宗法学的轨道上，引起与会者的激烈批评，一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正宗法学之说。从法教义学的角度看，任何人都不可能无视以往的法律学说、原理而独自地提出一套纯属私见的法学理论。
其次，也不能简单地把法教义学与法解释学或法释义学法条法学画等号，尽管法学者的日常工作似乎就是在解释法律、解释法条，但这种解释并非简单地注释，而是带有法律科学特有的体系——批判性的阐释，法学具有独立性，并非完全依附于法条。比如，基尔大学公法与法哲学教授罗伯特?阿列克西)，民法学教授、卡尔?拉伦茨的弟子(据说也是拉伦茨的女婿)乌韦?迪德里希森，罗马法学教授奥科?贝伦茨，行政法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施达克，这些教授学富五车，讲课时声如洪钟，受之如醍醐灌顶。在这一点上，法学范式排斥对法学知识的毫无根据、毫无理由的私人滥用。许章润教授于2008年创办《历史法学》杂志，试图在中国与世界的宏大场域，通过省察民族国家法律生活的历史理性，揭示中国文明规范体系的比较文化意义，从而求裨于中国当下的艰难历史转型，他于2014年出版《汉语法学论纲》，力图借历史法学之精神，为中国人世生活提炼和展现规范世界的意义之维，实现法学语言中国化之理想，其情怀和奋斗精神同样受到普遍的关注。
我首先申明：法教义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规范法学，它与法哲学或法理学是一种学科上的区分，我们有时候会把某种意义上的法哲学或法理学学说(比如，汉斯?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称之为规范法学，如果我们认为法学就是研究法律规范(其实是研究法律规范之中的法理)之学，那最好还是用法教义学称之更为妥帖。但客观地说，法理学就是法理学，它不可能取代正统或正宗法学的研究。或者认为法教义学过度精细以至于有封闭性和僵化的危险，脱离了实践，欠缺应有的社会关怀。早在1995年，我在《比较法研究》杂志发表的《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这篇文章中就把德语Rechtsdogmatik译作法(律)教义学，后来在翻译出版罗伯特?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2002年版)一书中再次采用这一译法。
贾：在中国法学知识转型过程中，您一定也经历了一个前后知识的变化，或许您个人的经历具有某种代表性，能否介绍一下这种变化？ 舒：我是1979年进入北京政法学院学习法律的，刚才我已经讲了，那个时候，大学法律系能够传授给学生的法律知识比较有限，学习资料主要来自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教材，其知识老化、思想陈旧，基本上是一些意识形态的说教，平心而论，那时法学的课堂教学也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一直到1983年读法理学研究生、甚至1986年毕业做大学老师时，我一直在寻找对法学的兴趣，试图让自己喜好法律之学。凡此种种都表明，在恢复高考后的中国法学缺乏必要的知识积累，某些领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没有合格的专业人才，所以，戴逸先生当时提出法学是幼稚的这一说法基本上符合事实(不过，板子打在当时的整个法学界身上也不一定公平，毕竟历史的欠账不能归咎于某个时代的某一批人)。
关于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我大体上有三个判断。这样，我的兴趣就变成了对法学知识成长之谱系的研究，从西方古代修辞学的辞源、主旨与技术入手，经过亚里士多德论题学的考辨和西塞罗的《论题术》之思想的分析、古代修辞学上的争点论的探赜，研究决疑术的方法、渊源与盛衰，然后借此考察罗马法学的成长、欧陆中世纪与近代法学流变中的方法论因素(《学说汇纂》的再发现与近代法学教育的滥觞、释法学派的方法与风格、评注法学派的兴起以及它的贡献与危机、人文主义法学派的方法论与知识谱系)、近代自然科学推进的法学范式(自然科学的挑战与法学的因应——理性主义自然法学的范式及影响，18、19世纪之交的法学之历史主义转向，德国历史法学派与学说汇纂学的兴起)以及20世纪法学知识与方法的转型(法学的实践走向：从概念法学到评价法学、法学上的修辞学—论题学思潮、实践取向的法律论证理论等等)。
这个时候，学者们把目光转向德国，德语的法教义学这个词抓住了我们学者的眼球，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接受德国法教义学的一套知识和方法，学习并尝试重建中国的法教义学传统。基于这个判断，我提出三个建议：一是让法学的知识兴趣从政策定向的法学立法定向的法学转向司法定向的法学。或者说，教义学传统确立了法学范式(Paradigm of jurisprudence)：它为现实的法律生活关系确立统一的概念，建立法律概念和法条解释的规则，确立基本的法律原则，规定裁判的方式和标准，限定法学的述说方式和方法。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中国人真的做到了像德国人一样通过罗马法，但超越罗马法，那么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中国的法学绝非是幼稚的，而是真正的科学。也就是说，制度实践(尤其是立法实践)逼着我们的法学者重新面对西学，面对我们的法学界其实整体上(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还相当陌生的西方世界(尤其是以罗马法学为基础的欧洲大陆)的法律学问和知识体系。但我很快中断了拉德布鲁赫的继续研究，原因在于：尽管我意识到拉德布鲁赫的思想(受西南德意志哲学影响的相对主义法学)很重要，与我们东方人的思想很接近，立意高远，微言大义，看问题富有深刻的洞见，语言典雅、极具美感，而且我后来结识的日本札幌学院大学法学部的铃木敬夫教授(他也是一位拉德布鲁赫学问的痴迷者，曾经对我说他对拉德布鲁赫的研究是一种精神的宿命)也一直希望并鼓励我组织人翻译拉德布鲁赫全集(此项工作一直延宕，顺便说一句，近年来我与阿图尔?考夫曼的弟子、法兰克福大学的法哲学教授乌尔弗里德?诺伊曼准备联合主编翻译拉德布鲁赫的系列作品，中文读者不久将会读到拉德布鲁赫的一些重要著作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作品)，但当时我意识到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德国的法学方法论、法律论证理论等等可能更是我国法学界所亟待了解的领域，于是，我从2001年开始着力这方面的研究，相继翻译出版罗伯特?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2002年)、欧根?埃利希的《法社会学原理》(2009年)、菲韦格的《论题学与法学》(2012年)等著作，这些著作的翻译为我日后开展欧洲大陆的法学知识谱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伊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家政治、行政、经济治理需要更为精细化、专业化的法律学术。法学范式是伴随着职业法律家阶层(包括法学家阶层)的形成而逐渐形成的，它并非完全由所谓法学理论家创造，也并非仅由法学理论家予以信奉和遵守，而是由整个法律人共同体共同创造并加以遵从。
我把这个时期称为法律科学的中国或汉语表达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准确地翻译法律科学中的大量外来语，让这些外来语融入到既有的汉语法律词库之中，为国人所熟悉和掌握。可以这样说，法理的研究是一种应然(Sollen)的研究，其中纠结着法的价值和目的论考量，而法的价值和目的论考量会导致对于同一个事情或事实(比如，一物可不可以同时卖给两个以上的买受人)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出于不同价值观和目的论的)完全对立的意见，出现甲说乙说大家说似乎都对的局面，甚至完全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之无路可走的言说困境，这个时候，假如我们承认完全对立的意见都正确，其实对于事情(案件)的解决完全无益，也就是说，事情(案件)的处理完全就没有了根据。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对法律史、法学史有精深研究的大法学家，比如，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鲁道夫?冯?耶林、特奥多尔?蒙森、弗里德里克?威廉?梅特兰、保罗?维诺格拉多夫、弗里茨?舒尔茨、弗朗茨?维亚克尔等等，希望从他们的著述中获得求解法学知识形成与发展之谱系的答案，而把论题学只作为众多促进法学成长的知识线索(哲学、逻辑学、修辞学、语法学等)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这样几项：第一，继续有系统地迻译西方(特别是欧陆)法学经典、权威的教科书、法学方法论著作。
哥廷根大学创办于1734年，最初以法学闻名，18世纪德国著名的公法学(国家法学)大师约翰?斯特凡?皮特曾于此执教半个世纪，吸引了大批学生求学，奥地利首相克莱门斯?梅特涅、柏林大学的创办者威廉?冯?洪堡都是他的学生。我说过，中国法学还没有完全超越法律科学的中国或汉语表达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谦虚地学习和吸收外来的(科学的)法学知识仍然是必要的，必须的，这一课早晚要补上，早补比晚补要好，现在不补未来也必定要补。同时，有感于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在法美学上的贡献，我一度沉迷于其学问人生，遂将他的《法律智慧警句集》和阿图尔?考夫曼所著的《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传》翻译出版，试图让中文读者多少领略到拉德布鲁赫之思考的严谨与陈述的华丽的圆融之精神气质、语言既绵密厚重、又简明扼要，既直白清朗、又纯真朴实的表达风格(阿图尔?考夫曼语)。【摘要】 戴逸之问是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戴逸教授提出的法学是幼稚的的观点，他指出了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性困惑，自此众多法学家将探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作为重要论题以求解此问。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教义学之成熟都离不开法律实务家们的贡献，法官在判案过程中直接遭遇那些形形色色的、标准的法学教科书给不出答案的复杂疑难案件，这些案件不仅考验法官们的判案能力，也可能对整个法教义学理论、知识和方法提出挑战，这个时候，法律实务家应与法学理论家通力合作，找到破解这些疑难案件的技术方案。但这中间也有一些不足，主要在于舶来的法教义学知识与中国实践问题解决之间存在脱节现象：带有学生腔调的洋知识遭遇到中国本土话语的阻击有些水土不服，再加上洋教义与洋案例一并引入，给本土派法学者以口实，说这些洋教义只适合外国，不适合中国，有人甚至认为法教义学只是一些花拳绣腿样子货，因而他们对此采取拒斥的态度。
这样，中国学者必须先了解那些在欧洲大陆的民法、刑法教义学中已经通行百年甚或千年的概念和原理，消化这些法学知识，这成了当务之急。上述任务其实是十分艰巨的(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原因，这个任务本该在民国时期完成)。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提出八个方面支持性理由： 第一，法学的发展是渐进的、积累性的。第三，法学应对实践问题、解决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属于纯粹知识，按照自然科学的范式来加以建构。
【期刊名称】《北方法学》【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4 进入 舒国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戴逸之问 法教义学 法律科学 。诗中蕴涵有法的因素，正像法中也蕴涵有诗的因素。法律科学 贾：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戴逸教授提出法学是幼稚的(以及史学是混乱的、经济学是贫乏的、哲学是危机的)的判断。这些优质的案例的技术解答不仅具有实务上的价值，也具有法教义学的意义。
后来的法学都是在继承和发展以前的法学之基础上不断充实和丰富的。在法学知识共同体的期待视域和容忍视域没有变化之前，业已形成的法学范式就是有效通行的。
第二，法学的提问首先受到现行法秩序的限定：由于法律问题是在法律的适用中发现的，司法裁判所诉求的法学必然要在现行法秩序内寻求解决法律问题的答案。因为毫无根据、毫无理由的私人滥用不仅会破坏法学知识共同体共守的法学范式，而且很可能造成对法的世界理解的混乱和不稳定。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就长话短说，主要还是与法学这门学问的性质有关：刚才我讲到，法学研究的对象是法理，法理不是物理，后者是自然科学(物理学)的对象，自然科学(物理学)可以运用不可辩驳的(自然事物之)公理和定理作为前提来研究或揭示自然事物之间的关系规律(事物或事实之理)，这是关于事物或事实之是(Sein)的研究，但法理似乎不具有这样的性质，法理虽然与事实有关，但它本身不是事实，因而首先不具有真假性，不宜以自然科学的那一套知识直接套用在它的身上。有不少人对于中国引进法教义学知识和方法提出质疑，认为主张法教义学就意味着崇洋媚外，丧失主体性，完全追随外国的理论。